例如，针对辽宁贿选案设立筹备组的特殊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解释时就完全可以援引《宪法》第59条第2款和《选举法》第2条第1款，并由此来论证设立筹备组等事宜的正当性。
这包藏着与过去的法治国原理正面对立的契机。如，法律上的利益与反射性利益的区别，无瑕疵裁量行使请求权、行政介入请求权等概念的定立，都有赖于这一思想。
[5]这种制度和理论状况意味着履行判决所可能蕴含的课予义务诉讼在我国目前的不活跃性，大大增加了我们在相关案例中发现裁量收缩要件有用性的难度。[45]但概而言之，行政上的主观法思维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试图在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中发现或建构一个能够与民法和民法学沟通、对话的体系，特别是以权利或请求权概念去表达行政过程中的各种利益，使这些利益的实现更为确实，使私人与行政主体特别是国家之间真正建立起权利义务关系（宏观而言，这也是法治所要求的）。如，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知企业的产品有问题，却为了追求GDP，甚或由于收了企业的好处，而向社会隐瞒问题，甚至公开表明该产品安全，导致人民无法及时认识到它的危险性，那么国家应当承担的可能已经不止于危险管理责任，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不法行为的赔偿责任。如，阿部泰隆指出：如果在作为侵害人的私人之外，国家也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国家并不必然与侵害人承担相同数额的赔偿责任。进入专题： 裁量收缩理论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危险防止责任 裁量基准 保护规范说 。
另外，由于④行政保护的可期待性要件包含着私人亦须自己保护自己的法律思想，本案判决所表明的态度即尹琛琰没有派人值班或照看，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50%），也算言之成理（但抓住小偷后是否让其分担赔偿责任是一个问题）。……县交通局工作人员不考虑该财产的安全，甚至在王丽萍请求将生猪运抵目的地后再扣车时也置之不理，把两轮拖斗卸下后就驾主车离去。具体到公建民营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首先便强调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的确保，即需保证孤寡、高龄、失能以及失独老年人的入住。
[17]参见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载《文史哲》2006年第2期，第160页。[33]换言之，契约中内嵌的公共性保障要素正是一种公法规范的延展。当下我国实践中还存在各地识别方法不同，待遇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使得公建民营契约中的服务质量条款有所差异。一、公建民营养老服务契约：政府保障型契约之例证政府保障型契约实则以民事契约为原始型态，但政府保障为贯穿始终的契约要素，进而形成了介于民事契约和行政契约之间的一种类型，之所以强调保障，是基于政府在契约中的监管者地位，通过所有权方和运营方之间的契约缔结，借助缔约目的、缔约过程以及履行及后续监管中政府的兜底功能得以确立的。
公共福祉有时也被称为公共福利，是从公共物品的角度加以界定的。即便政府创立了各种养老机构服务基准，但由于老年人群体的社会贡献度下降和自我保护能力弱化，很容易由此形成某种歧视或引发其他侵权行为，典型的如养老机构中的虐待行为
(34)2015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在这种背景下，宪法起草小组拟定了宪法第31条，并相应地在宪法第62条第13项关于全国人大职权中加入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脱离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其他法律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回归祖国之日起，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19)根据八二宪法规定的职权，1984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提请审议的联合声明议案的决议。宪法只有全国人大才能修改，才有权决定哪些条文不在什么地方适用。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杨力宇教授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简称邓六条)。
中国和英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27)该《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
同时基于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基本法规定了富有特色的特别行政区司法体系，既维护司法主权，又充分尊重普通法传统，通过授权形式，使香港司法机关发挥人权保障功能，确保司法的稳定预期。1993年11月钱其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第二次全会闭幕词中讲道，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合作来制止混乱……我们也不会坐视香港发生混乱。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页。(四)以八二宪法为依据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经过长达两年的谈判，中英于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联合声明。例如宪法总纲及其它部分(如第1条、第5条等)关于社会主义或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香港回归初期，为了维护和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强调的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强调不得干预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规定自行管理的事务。(24)然而，香港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宪法是否在香港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等问题仍然表达了一些担忧。基本法是子法、宪法是母法等。
(24)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责小组—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工作组：《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讨论文件》，1986年12月12日，编号：CCBL-SG/RCS-WR01-DP01-861212。6月30日通过的香港国安法第1条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全国人大上述决定，制定香港国安法。
同时，保持香港繁荣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基于宪法的规定和授权，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主导权在中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
如香港基本法第2条和第19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4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审议修改方案。
⑩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27)基本法合宪性宣告实际上解决了基本法是否违宪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公众忧虑。后来，部分学者和宪法修改委员会部分委员提出国家统一条款的制定问题。
(30)习近平指出：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上述几个方面是八二宪法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例证，也是八二宪法确立的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落实。
在国家统一方面，七八宪法序言规定：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一国两制是令我们自豪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国家统一的伟大创举，更是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人类文明秩序的伟大实践。
在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香港基本法时，为了明确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回应香港居民对宪法与基本法关系的关切，全国人大同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简称《基本法决定》)，明确宣示了基本法的合宪性。(23)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1981年12月23日，彭真在向中央呈报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到有关台湾问题是近两个多月突击出来的。八二宪法实施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宪法在社会变迁中与时俱进，经过五次修改，不断得到完善。(35)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对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进行具体化阐述。虽然在实践中面临一些争议与挑战，但一国两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体现着文明、和平、开放与包容精神。
1982年3月，邓小平审阅廖承志《关于解决香港地位问题的初步方案和近期工作的报告》，并做出批示：拟原则同意，具体方案，待与各方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作修改。(37)四、结语：一国两制的未来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稳步前行。
这是第一次在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中具体列举宪法相关规定，包括兜底条款。比如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条款，在全国的范围内都具有直接的效力，但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由于宪法确立一国两制的原则，有些条款可以不适用，但必须予以尊重与维护。
(20)《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454页。(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60页。
